余秋雨先生是当代有名的散文家，也是一个较出名的学者。他是一个名人，名人自古多磨难，因此他会受到那么多的小人的围攻（《山居笔记》），他可以诉述他受到小人的围攻的苦恼，他可以说某某名人如何如何同情他的不幸，为他出谋划策打击盗版，他还可以和倾心于自己的学生对话，满篇义愤（学生），而又不乏宽容。他也可以有资格向全国的读者发出公开信。这些都是他可以，也许只有他才能做得到的。
谈余先生受到的不公正批评及余先生对他人批评的不公正，非此短文所可容纳。至少它不会如余先生所举证的那么简单，你指责我不解史实，其实是你未解史实，因为余先生的举证犯了通常举证常犯的毛病：只提及别人批评有误处，而不及别人批评有理处。笔者想说的是余先生现今的批评心态值得反思，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余秋雨先生的批评心态在他的文章中早有表露，前些时他有一篇《敬告全国读者》的公开信在媒体发表（《羊城晚报》1998年12月27日B1版），里面发展了他原本即有的批评逻辑，且“文章措词之激烈，对一向平和儒雅的余秋雨来说，是极为少见的”（编者按）。编者建议，文章“所针对的人事，读者自去品味好了”。我不解它所针对的具体人事，但我觉得它见出的批评心态更值得琢磨。
把余先生的文章细读一过，撮举其要义不外是：一、批判是盗版者对作者的扼杀。他说：
如此嚣张的盗版狂潮，为什么没有在传媒上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指责？这也与盗版集团的整体设计有关。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判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
我不知余先生是不是没看到报纸上常有的扫击盗版的报道，至少我看到了不少，因为这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我还不知道为何媒体的先生如此没有鉴别力，竟能如此一致地和盗版者把盗版的整体设计搞得如此巧妙而又如此低劣，竟至被余先生如此容易地“屡试不爽”，不知在余先生的心目中，是否编发过批评稿件的媒体都是盗版集团的成员？我还不知是不是一切的批评都是盗版者的策划，而没有反映读者的心声？我只知道为“中国文化命运”而担忧、冲杀的余秋雨先生对批评表示出了在中国不乏生存土壤的名人心态，他如此批评批评者：
他们此时此刻站立的，正是文化盗贼的作案现场，抢劫者们正在他们身边穿行。他们居然拉着被洗劫一空的主人大谈散文的写作方法和千年前史料的引证技术，更奇怪的是，谈这样的问题居然扮出怒火万丈的样子！
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如果说《山居笔记》的余秋雨先生对批评还有些大度，他可以对着那些崇拜他的学生讲：“有时候周围的声音太多，批评者怕大家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就喊得响一些，冲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声调而拒绝批评。世界对我们的关爱多种多样，烈日当头，朔风扑面，海浪卷身，山路磨脚，哪能把它们都调适得温煦柔和？全都调适了，这个世界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他还承认：“有的文章用词比较尖刻，但其中也指出了我文章中的某个错讹或疑点。”（《山居笔记·答学生问》）心态比较平和、务实。到了《敬告全国读者的信》里，余先生就变了一些模样：他不再保持原有的平和、务实，他认为读者站错了位置，不识时候地搞批评，故意跟他过不去，专门找些“差错”来刁难，为盗版者帮忙。而且，所找的“差错”都是“编造”的，都是没有读者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证的。他还为批评者指出光明大道———不要“大谈散文的写作方法和千年前史料的引证技术”，而应当痛打盗版者。余先生打击盗版的提法没有错，但我总觉得面向的对象不太恰当。要求读者去做司法、工商部门管的事总不能太得力；说读者（批评者）帮盗版者的忙，助纣为虐，依据的不过是并无实据的经验，恐怕于批评并不公正。“文化散文”可以商榷的问题不少，提出来，并不一定是如余先生过于敏感地认识到的那样，专门跟他过不去。余先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的反批评心态是他《敬告全国读者信》的第二个要义。这种观念在《山居笔记》的《东坡突围》、《历史的暗角》、《伪贵族心态》诸文中已有所表露。在《东坡突围》中他批评攻击苏东坡的“文化群小”说：“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在《历史的暗角》中，他又说：“（文痞）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舆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到谣言的传播上。”在《伪贵族心态》中，他说：“批评我是小事，但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很有蛊惑性的伪贵族文化心态，需要评说几句。”透过这些不乏道理但又意有所指的话语，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在“君子小人”划分模式的深层所包藏的反批评心态。看得出在余先生的逻辑里，有这样一个隐约的公式：批评者多半是小人，是文痞，是伪贵族。这样的公式能不能成立呢？在当代颇不乏名人欲借传统的二分法（或唯物唯心，或君子小人）将对方制服的做法，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多半是行不通的。原因在于任何不同意见多有它自己的道理，想借助已有名气抵制是逃不过读者的眼睛的。在“文化散文”的争论中单是避开问题，只想旁敲侧击地讽刺也是行不通的。
由于在余先生的观念里，混淆了批评者同盗版者的区别，错将多数批评当成是小人的有意攻击，所以他要在《敬告全国读者信》里展示他的第三个要义，向批评者“宣战”，为读者负责（我不知余先生将读者和批评者分开的依据何在）了，他说：
他们的最大的失误是看错了人，……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历过？即便集中了天下一切羞辱的语句也羞辱不了我们。
问题的确是严重了，批评他的散文竟和他们这一代人挂起钩来，谁还敢说话？———敢于说出“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历过的”，不是英雄，也算得上好汉。余先生在这里表现出的这股英雄胆量，尤可钦佩。因为他呼吁打击文化杀手（这中间除了盗版者，也有和盗版者一体的批判者），是“为中华文化留下一份真正的宁静，一点真正的原创力，留下不欺不妄的一脉”。余先生成了未来中华文化的保护人，批判者和盗版者一样成了中华文化的罪人！这就是余先生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没有批评，也便没有盗版，也便有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强势，依照这样的逻辑写出来的“神话”是颇不容易读懂的。这样的心态是颇与批评的精神相违背的。如果不是对批评的误读，便有可能是对批评的回避或压抑。
最后，笔者想指出，批评在当代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文化领域，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机。以不切实际的借口阻止批评的做法危害极大，这是为文化史的发展证明了的。诚然，对文化，尤其是作为其因子的文学，进行批评是不容易的事。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曾述及文学批评的几个困难：一、贱今贵古，贱近贵远。二、文人相轻，崇己抑人。三、信伪迷真，学不逮文。四、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其实困难远不只这几点。但我们说，尽管批评容易走向偏颇之途，但纠正偏颇的正途不是取消批评、轻视批评，而是认可合理批评、重视批评。这正是我读过余先生信后的一点劝说。
